[3]138在论及佛教在人伦、祭祀、生死、出家等方面的弊端，程颢指出释氏无实：释氏说道，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去，惟见一偏，不见四旁，故皆不能处事。
[7]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6页。这等于是说，牟宗三对自己顺康德、亚里士多德推进下来的旨在承担由性体开出宇宙-道德意蕴的目的论系统予以了瓦解。
《庄子》所说的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庄子·大宗师》），大概就是思想交流的极致吧。对不可奈何的命的凸显，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突出面相：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合无为而成、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三语，即道体学‘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之说也。大化流行的统体的无限变化在有觉性的个体维持和实现其自体之一的过程中，呈现出根本上的不可支配性。
[11]参见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第68—81页。《庄子·秋水》也提到了故：牛马四足，是谓天。程颢在《程氏遗书》中写道：谓敬为和乐则不可，然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
北宋为扭转局面先后进行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两次变革，却都在重重阻力下无疾而终。但是，人是活的生物，既然是存活的，就一定会有所思虑，有所行动，不可能如槁木死灰一般[3]26。程颐不仅提出了闲邪而主敬的修养命题，提出敬是闲邪之道这一纲目式的总结，还具体说明了敬这一闲邪之道具体包含着何种工夫。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
[6]但这种以静释定的观点有一定偏颇之处。（参见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 ⑤ 蔡仁厚先生认为，明道是以直通道体的敬体诚体直内，以清澈内部之生命。朱熹在评论二程主敬修养工夫时也言：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自秦汉以来，诸儒皆不识这‘敬字，直至程子方说得亲切，学者知所用力[11]。[4] 二、 程颢：诚敬而识仁定性 明道先生程颢，是二程中的大程。冯友兰先生强调：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
防检，是防范和检束自己，穷索，是尽力探索。而二程所创造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相对圆融完善的主敬修养工夫，真正实现了儒学在实践层面对佛老挑战的回应。一、 二程对周敦颐主静修养工夫的反思 在宋代，主静作为哲学概念被正式提出，是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对此，程颢认为，余所论，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
这是宋儒修养工夫论的当代价值所在，是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有力价值论据。由此，二程开始倡导主敬的修养工夫，言主心者，主敬也[3]1192，言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3]712。
其实，主敬和识仁本就是一个圆融的过程。周敦颐的主静是将寂然不动的诚之本体贯穿于人道的过程。
由此，天理几经转化，便可成为人事方面每个人都需要践行的主敬修养工夫;主敬的修养工夫亦是为了复现每个人身上至实不虚的天理。）冯友兰先生指出，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主一无适与敬如何发生关联？二者有何关系？有学者认为，主一就是主敬，二者不必详加区分⑥。到了宋代，经由周敦颐、二程提倡，主静和主敬成为两种不同的修养工夫论，再次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词汇。不诚无物，诚者物之终始，犹俗说彻头彻尾不诚，更有甚物也。关于实现定的方式，程颢认为是忘。
……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程颐不仅提出主一是敬得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还多用《易》来解释主一无适
例如《易·师卦》六四云：师左次，无咎。（《左传·僖公四年》） 战场纪律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优待俘虏，救死扶伤，禁止报复是执行战场纪律中的必有之义：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
这是合乎作战实践规律的单兵战术动作而已。同时，禁止在战场交锋时实施偷袭一类的阴损毒招，如《司马法》逸文就强调：无干车，无自后射。
（《公羊传·僖公四年》）司马迁也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同出一辙的赞赏宋襄公：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宋襄之有礼让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同书《天子之义》篇，也有相似的主张：古者，逐奔不远，纵缓不及。显而易见，古司马兵法才是中国古代兵学的总源头，是兵家文化最早的系统载体。
其原始含义为：在战场上，位于左侧或驻扎在左方，则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德以柔中国。
人们常称《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兵书，严格地说，这个描述是不正确的，在《孙子兵法》面世之前，古代中国已有兵书，而且还不止一部。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
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
但是，这些兵书典籍，由于思想相对浅薄，内容多已过时，尤其是文字不够优雅，大浪淘沙，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散佚殆尽了，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兵书。因此，当与敌生死相搏，尤其是狭路相逢时，很自然应该靠近左侧，迫敌位于自己的右侧，便于右手执刃加以击杀。因此，我们对古司马兵法中竞于道德的属性，应该有辩证的认识，既不宜作轻易地否定，也不可让后儒们牵着鼻子走，一味地加以信从。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
如不得已动用战争这个最后手段，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原则，光明正大、公平合理进行交锋，即所谓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强调吊民伐罪征讨不义，行所谓的九伐之法：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司马法·仁本》）武王伐纣成功后，乃册立纣王之子武庚，继续奉殷商之血祀，就是例子。当然，对古司马兵法的竞于道德的属性，我们也不能作过度的夸大。
周公东征平息武庚与三监之乱后，还是要借重纣王庶兄微子，封建为诸侯，国号宋，以继续保持殷商的血胤相传。而《榖梁传·隐公五年》则简洁概括为：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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